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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祖鲲

在华人教会圈子里，加尔文及其神学体系─即俗称之「加尔文神学」或「改革宗神学」，可谓如雷贯耳。然而同时，加尔文神学最近也在国内造成极大的论争与裂痕。当我去国内培训时，常有国内同工小心翼翼地私下问我：「你对改革宗神学有什么看法？」后来我才知道，国内教会分为「唐崇荣派」、「反唐崇荣派」，及「中间派」三大派，几乎已经到了互不交通、互不合作、互不往来的地步，可见其对立之严重。今年洽值加尔文五百周年冥诞，也许是对其整个神学思想之争论，作一个客观平议的洽当时机。

首先，我们必须承认，加尔文可能是宗教改革五百年以来，基督教(更正宗)最重要、最伟大的神学家，其地位可以与天主教的阿奎那(Thomas Aquinas)相提并论。而加尔文的巨着《基督教原理》(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)，也足以与阿奎那的《神学大全》(Summa Theologiae)相互呼映。因此，固然马丁卢瑟是登高一呼，举起宗教改革大旗的先锋。但是要论对更正宗神学思想的影响，无论深度与广度，加尔文无疑才是公认的第一号战将。

其次，虽然在救恩论方面，加尔文的观点与亚米念派有很大的争论，但是救恩论只是整个加尔文神学体系的一部分。他的大部分神学思想，是普遍被更正教界(包括亚米念派)所接受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一些局部的争论，而拒斥整个加尔文神学。

    至于有关救恩论的争论，我不准备对这个已经争吵四百多年的神学议题，再提出我个人的浅见。因为我个人既不可能有超越前人的新见解，也解不开这个死结，反而会使问题失去焦点。我想指出的，却是一般人在讨论这个神学议题时，容易忽略的三个前题：
    所谓的「加尔文救恩论」，就是那五点式的神学论述(即所谓的TULIP)吗？
    我们坚持圣经无误，但是我们能主张任何一种神学体系是无误的吗？

加尔文神学所强调的神之主权，与亚米念派所强调的人之责任，是不相容的吗？

何谓「加尔文救恩论」？

今天大多数人提到加尔文救恩论，一定会提到有名的「五点式加尔文主义」(Five Points Calvinism)，并且认为这就是加尔文救恩论的总纲。其实，这并不完全正确。

准确的来说，加尔文本人从来不曾用这五点来概括他自己的神学，或他自己的救恩论。而且这五点的论述，固然都系摘录自加尔文的着作，但是其中有几个标题(下面会详述)，却是加尔文未曾用过的。所以，换句话说，今天所谓的「加尔文主义」，乃是后人对他的救恩论的摘要、归纳、整理和厚缩，并尝试用更精简的语言，来重新描述的结论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这种加尔文主义，已经扭曲了加尔文本人的本意。我只是要指出，这个「摘要、归纳、整理、重新描述」的过程，就存在着增添或删减的可能性。这也就是为何有好几种不同版本的加尔文神学同时存在的原因。

最早整理加尔文神学的人之一，是加尔文的继承人荷兰神学家比撒(Theodore Beza)。但是比撒的一个荷兰籍学生亚米念(Jacob Arminius)，却在1610年提出对加尔文之拣选论的五点质疑，这就是所谓「亚米念派」的起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亚米念是加尔文的徒孙！

为了反驳亚米念的观点，荷兰改革宗教会在1618年召开了多特大会(Synod of Dort)。最后在1619年，他们提出一个宣言，以五个论点针锋相对地来反驳亚米念。后来英美地区的信徒，将其次序略为更动，并以英文标题的第一个字母，排列成最常见的TULIP(英文意思是鬰丁香)，这就是常见的「五点式加尔文主义」。这五点乃是：

    人性完全的堕落(Total Depravity)
    无条件的拣选(Unconditional Election)
    有限的赎罪祭(Limited Atonement)
    无可抗拒的恩典(Irresistible Grace)
    圣徒必蒙保守(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)

这个关于救恩论简明、扼要的叙述，一方面使宗教改革时期百花齐放、莫宗一是的神学论坛，出现了一个论证严谨、条理清晰的神学体系，使更正教有了一个旗帜鲜明的思想，足以与天主教相抗衡。这是为何加尔文神学几百年来，一直在基督教圈子里，居于主流地位的原因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这个逻辑分明、斩钉截铁的神学论述，也引发了四百多年来基督教圈子内激烈的神学论战，迄今未歇。

为何论证严谨、条理清晰的神学体系，反而会引发无穷无尽的论战？其中有两个主要关键的原因：首先，这是逻辑的运用问题。也就是说：逻辑推理是绝对无误的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在下一段将详细讨论。其次，简明扼要的论述，通常无可避免的会有「化约主义」(Reductionism)的危险。换句话说，为了简明扼要，我们往往会过度简化(over- simplify)。如果论述者，缺乏这种自觉，又以过份绝对的口气来表达，必然会引发争论。

今天，除了卫理宗(又称循理会Methodist)坚持亚米念派以外，美南浸信会也不全盘接受上述的五点式加尔文主义。其他福音派教会中，多数都能认同大部份的加尔文救恩论，但是能全盘接受上述五点论证的，却属少数。遗憾的是，今天很多人就是以这种「五点式加尔文主义」，来做神学血统是否「纯正」辨别的准则。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时，同学间也常戏谑地以「你是几点的加尔文派？」来彼此相询。

因此，四百多年来，从这「五点式加尔文主义」所造成教会的分裂与纷争来看，我觉得这种立场鲜明、不留余地的神学论述，其效果恐怕是弊大于利的。

系统神学是无误的吗？

我们福音派基督徒的共识之一，乃是「圣经无误」。然而当我们在谈到系统神学时，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将我们所认同的神学思想，视为颠扑不破的唯一真理。其实，我们必须很明确地说，没有一种系统神学体系，包括加尔文神学及亚米念神学，是全盘无误的。为何我们如此笃定？其原因是方法论的问题。

    我们福音派基督徒之所以确信圣经是无误的，乃是因为圣经来自圣灵的启示。但是系统神学呢？系统神学乃是以无误的圣经为材料，藉着逻辑的运用，加以分析、归纳、推演，整理成条理分明的神学体系。因此，在这过程中，就包含了好几个「可能有误」的因素：
    在圣经中取材时，会因个人的偏好或先入为主的成见，而影响我们在挑选证明经文(proof-text)时的取舍，甚至于造成断章取义；
    在运用逻辑来推论时，有时会过度引申，而超越圣经原来要表达的重点；
    有时会误以为逻辑上「合理的」推论，就是唯一「必然的」结论；

误以为人的理性与逻辑，足以了解、归纳一切神的奥秘，或能解决所有的神学争论。

举例来说，在末世论方面，我们知道，在福音派的学者中，有所谓的无千禧年派、前千禧年派、后千禧年派三大派别。在前千禧年派里，对于大灾难，又有灾前被提派、灾后被提派及灾中被提派三小派。为何这些饱读经书的神学家，却对末世事件有如此分歧的观点？原因就是圣经从未曾将末世要发生的事件，全部依次序清楚地排列出来。但是当人尝试要将末世所有的事件，依据时间次序一系列地排出来时，就产生了歧异。强调神的恩慈的人，从一些启示录的经文，认为神因着爱，必不至于让所有的信徒遭遇无可忍受的痛苦。这就产生了灾前被提派。但是有些人也以另外一些启示录的经文，认为应该是灾中或灾后被提才对。

所以在各派所谓「更合理」的解释上，以及哪些圣经可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上，各人都有一定的主观看法。但是值得庆幸的是，在末世论方面，大多数的神学家都会自我约束，保留一些对话的空间，彼此尊重，还不至于水火不容。在北美神学院中，费城西敏寺神学院(Westminster)的教授们全部都是无千禧年派，但是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则全部是前千禧年派。但我们不能称任何一派为离经叛道，因为都各有所本；也不能说任何一派是异端，因为他们都是仰纯正的福音派。

在救恩论的歧异上，也是如此。然而在西方国家的顶尖神学家之间，比较少发生有关救恩论过份尖锐的攻击。如我所就读的三一神学院，一些教授如卡森(D. A. Carson)、穆(Douglas Moo)等人，是加尔文派的，但是他们都对亚米念派的学者，如奥斯邦(Grant Osborne)保持相当的尊重，也承认某些经文的确有较强的亚米念色彩。正因为他们都是圣经学者出身，也都深知逻辑的局限性，所以他们能以宽容与平衡态度，愿意彼此「铁磨铁」地对话，来处理这些歧见。这对我有很深的启发与感触。

但是在华人圈子哩，可能就比较缺乏宽容，也比较容易走偏锋。部份的原因，是中国教会长久以来，对系统神学本质的局限性认识不够深入，才会过度高举某一种神学体系，并以此无情地批判其他神学观。其结果，如果以中国的政治术语来说，就是把「内部矛盾」(应当宽容)的问题，无限上纲，将之变成「敌我矛盾」(绝不宽容)来处理。

其实许多神学争辩，都是在讨论一些以逻辑推演时，所产生之不容易有定论的问题，却不是圣经所要启示的核心教义(cardinal doctrines)。所以圣经才会对此类问题，不是语焉不详，就是静默不言。我们对于核心教义(如三位一体、基督的神人二性、因信称义等)，应该绝不妥协。但对于非核心教义，却应该彼此包容、彼此尊重。当我们过度在一些次要真理的细节上争辩时，不但可能只是舍本逐末，而且也破坏了基督里的合一。

所以，系统神学固然能帮助我们理解并解答大部份的信仰问题。但是，我们必须先确认：人的逻辑思惟，不可能理解神所有的奥秘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要在神明确的启示之外，过度地延伸，妄图建立一个所谓的「更明确的、更完整的」神学体系，并视之为唯一准确的真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承认，在许多真理上，圣经的启示就像是一个不完全的「拼图」(Puzzle)，其中有几片，圣经没有提供。人若想要以自己的逻辑去添加几片，为使这个拼图更完整，却也有可能造成误导，使之「越描越黑」，徒增无谓的争论而已。

因此，无可避免的，每一种神学体系，都必然有其局限性与可能的误差。我们若先有这种体认，就能够在讨论过程中，以谦虚、宽容的态度，彼此切磋琢磨。

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是无法并存的吗？

在救恩论中，加尔文派的重点，在强调神的绝对主权；而亚米念派则强调人的责任。而这两者之间，似乎是水火不容。因为从逻辑上来说，两者是很难并存的。神如果以的主权预定了一切，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就没有发挥的空间；反之，人如果能以自己的意志作出抉择，那就表示神似乎并没有预定一切。这就是两派争论四百多年的原因。

在这个神学争论之中，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圣经启示的重点问题。例如，「预定」和「预知」固然都是出自于圣经的名词，但是当我们问到「神是否事先预定了一些人要灭亡？」、「神是否预定一个人一生所遭遇的每一个细节？」这一类的问题时，就陷入了逻辑思惟的陷阱之中。因为从逻辑的观点来看，神既有主权，岂不能预定一切？答案是：当然可以。但是问题是：这是圣经启示的重点吗？保罗在罗马书9:11提到雅各布和以扫时，他要表达的重点是这个吗？

因此，将预定论推广应用到上述这些问题上，就已经超越了「作者原意」(Author-Intention)的范围。福音派的释经学，是强调以「作者原意」来作为解经的依据，而「读者会意」(Reader- Response)只能作为次要的个人应用。因此以系统神学为框架，来解释圣经时，容易发生先入为主的成见。

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十八世纪末，克里威廉(William Carey)，在教会祷告会中分享他对印度宣教的负担时，被一位年老的牧师打断了，对他说：『年轻人，坐下！如果神要救异教徒，会自己去作，不会徵求你的意见。』幸而克里威廉在深思之后，写了一篇论文，强调人有责任去反应神的呼召，完成大使命。这篇文章被称为与马丁卢瑟钉在教堂门口的「九十五条问题」一样具有爆炸力，因而带动了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开始蓬勃发展。也因此他被誉为「近代宣教之父」

所以波许(David Bosch)在他的名着《更新变化的宣教》一书中，检讨宗教改革时期的宣教事工时，就提到一些极端的加尔文派领袖，因为主张神预定一些种族的人受咒诅(即所谓的「双重预定论」)，因此遏阻了基督教宣教的拓展。这是1500-1750两百五十年之间，基督教的宣教乏善可陈的原因之一。可见偏激的加尔文神学，的确曾阻碍宣教的推动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加尔文派神学必然导致这种错误。我只是要指出，某些持偏激的加尔文神学观的人，是有可能陷入这个误区之中。

第二个关键问题是：人的逻辑能否解决有关「神的主权」与「人的责任」之间的矛盾？如果你认为能够，你就只能在加尔文派与亚米念派两者之间，作「非此即彼」(either/or)的选择。反之，你若认为逻辑在此问题上是力有未逮的，那么你就能作出「兼容并蓄」(both and)的结论。

当代许多名重一时的学者如卡森、穆和奥斯邦，都采取上述第二种的宽容态度。例如卡森在他所着的《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》(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)一书中，明确地指出，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存在着「张力」(tension)，这是只能探索，却不能解决的问题(p.2)。他也指出许多系统神学家常常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过早地先设定一个「系统」，然后屈从于这个系统来解经或筛选圣经(p.3)。

施瑞奈(Thomas Schreiner)在他所编辑，全部由加尔文派神学家所写的《神仍掌权》(Still Sovereign)一书中，也说：

大多数加尔文派的人会确信逻辑是不应该抛弃的，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承认，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终究是个奥秘。承认是奥秘，就表明加尔文派并没有被西方的逻辑所垄断。…然而，遵从「不矛盾」的逻辑规则，并不表示逻辑可以解决所有的神学问题。(p.104)

奥斯邦在他的《基督教释经学手册》(The Hermeneutical Spiral)一书中，也提醒我们：我们所坚持的教义，其依据是否仅为宗派的传统，而不是圣经？因此宗派有权判断自己的特色，可是也要帮助在该宗派的人明白，这不是已有定见的核心教义，因此要尊重意见不同的其他宗派人士(p.417)。

刍议：建立希伯来式神学体系

许多人会注意到，很多有关末世论、救恩论等神学议题，之所以会走到「非此即彼」的死胡同，就是因为所用的哲学与思维方式都是希腊式的。不可否认的，保罗的书信基本上是以希腊式的思维方式来表达的，他的书信也很容易以「鱼骨式」的结构来陈述。然而同样地，旧约先知书以及希伯来书、约翰书信就不那么条理分明，因为他们所用的表达方式是所谓「希伯来式」的。

    「希伯来式」的表达方式，有下列特徵：
    常用各类的「平行句」法，如同义平行句、完成平行句、对比平行句等等。这是旧约诗歌智慧书常用的文学体裁。希伯来书提到基督的超越性时，一再重复：「基督比…更美」，就有这种「平行」思维的特徵。

常用吊诡性的「悖论」(paradox，或译为「二律背反」)的方式表达真理。耶稣的比喻(如一粒麦子)常有这个特徵，保罗书信也有时会用这种方式。

然而教会历史两千年来，都是由西方教会主导的。而西方的教育理论，一向是以希腊的「三学科」为基础，其中逻辑与修辞学(rhetoric)都是必修课。因此西方神学院也都是以希腊式逻辑思维作为唯一的思考方式。而现在几乎所有受过神学教育的中国信徒，也无一不是接受同样的训练。但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：在作系统神学的信仰整理时，除了希腊式的方式之外，难道没有别的选择吗？我们可以用希伯来或中国的思维方式来讨论这些神学议题吗？

譬如「悖论」就是不用逻辑来解答谜题的，而是将两个完全针锋相对的命题放在一起，却让人看到一些新的洞视(insights)。同样，救恩论中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的这两极，应该可以用悖论的方式来处理，或许就可以解开四百多年来加尔文派与亚米念派的争辩。

此外，中国人的「阴阳」概念，也可能是另外一个选项。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说，中国人传统的「阴阳」概念，强调阴中有阳(黑中有白点)、阳中有阴(白中有黑点)，而且阳盛阴衰与阴盛阳衰循环不已。这是另外一种处理两极化思想的方式。

由于篇幅的限制，加上我自己才疏学浅，所以无法在这个重大的神学议题上提出任何自己的创见。但是我还是愿意以野人献曝的心理，抛砖引玉。希望在纪念加尔文五百周年冥诞的时候，鼓励更多的人(特别是中国基督徒)，别走蹊径，一起来开创另一种系统神学的结构，藉此将神真理的奥秘显明。